社会融合程度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在不断吸纳大量外来人口的过程中成为了超级大都市。近年来，深圳加入其中，“北上广”进化为“北上广深”。然而，与其他三座城市相比，深圳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差异。其他三个城市都有着自己的独特的经济与文化底蕴，而深圳作为一个完全由政策催生的大都市长期以来一直遭受着没有文化底蕴的诟病。在对外来人口的态度上，北京、上海都进行了严格的户籍控制，而深圳的宣传标语上则打出“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田欢，2017），深圳市统计局发布的《2017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至2016年年底，深圳市的常住人口已达到1190．84万，其中户籍人口384．5万，占常住人口数的32%，有接近68%的流动人口居住在城市中，成为城市的建设主力军。有学者指出，随着国家产业发展的转移，深圳的特区优势也在逐渐减退，在这种情况下，保持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将会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将探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作为文化根基尚浅、主要由流动人口和新移民组成的城市，深圳与老牌移民城市的差异，二是在即将迈进移民城市发展的中期，又受到政策变化影响的情况下，深圳是否还能保持这样的人口结构和人口吸引力。

二、理论基础

（一）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

在文化研究方面，基于深圳与国内其他大都市发展历史的差别，学者们重点关注“深圳文化”的特色以及文化底蕴的缺失给深圳发展带来的挑战，如褚冬爱（2004）认为深圳的文化是一种快餐文化，这种快餐文化以及市民们的快餐心理将会影响到城市的凝聚力。但也有学者关注到这种“缺失”为新文化发展创造出了新的空间，因为就另一个角度来说，强势本土文化的势弱正好给予了新文化成长的空间，所以深圳代表的不是某一方文化，而就是深圳所特有的“深圳移民文化”。

（二）基于人口学、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深圳创新文化课题组（2008）的调查中发现了另一个结论：深圳人比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更快、更彻底地完成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也更快进入“陌生人社会”。以人口的异质性作为关注点，方磊（2012）认为深圳不存在“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对立，与以往身份认同研究中的城市农民工、白领等群体不同，深圳“移民二代”并没有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被赋予过多标签。此外，王晓华（2000）提出“移民前的生存环境”即移民前在城市生活的人和在农村生活可能会影响其对新迁入城市的心理归属感。

但可以看到，目前对于深圳移民的研究多集中在定性研究方面，而缺乏对统计相关性的分析。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有效的统计数据的缺失。在城市本土性调查数据比较丰富的城市例如上海，对于移民的研究就采用了很多定量的视角和测量方法。其中，张文宏（2008）通过对上海都市调查数据的测算整理出了衡量新移民融合程度的四个融合因子：身份融合、经济融合、文化融合、心理融合，为我们测量社会的融合程度提供了一个整合的指标。

综上，研究表明，深圳是一个人口异质性较强，尚未完全形成主流文化的新移民城市，基于此，我们可以猜测缺乏强势的主流文化可能会让移民缺乏社会文化认同，但也很可能给予新文化成长的空间。此外，深圳流动人口的流动取向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例如人口的异质性、家庭的推拉力、人口特质、流动地的文化特质和经济发展情况、流出前的生活环境等，因此，对深圳流动人口的考察必须考虑到深圳特有的发展历史和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差异。

三、研究设计

本文希望研究深圳作为一个新兴的移民城市，其特有的文化环境、人口结构对流动人口的影响与“北上广”等老牌移民城市有何差异。基于此研究目的，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什么因素影响了深圳外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选取上海作为参照城市与深圳进行比较，以上海和深圳的文化差异可作为组间差异性因素来测量文化环境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研究数据取自“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经过数据整理，共有3611名上海流动人口和914名深圳流动人口进入研究样本。

（二）研究假设：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

在关于城市移民和流动人口的研究的背景中，一个社会融合程度高的城市，也越能吸引人们工作和居住，一个社会融合度低的城市则会对人口产生斥力。因此，本文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作为因变量，而将代表社会融合程度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并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社会融合程度与居留意愿呈现显著关系，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外来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居留意愿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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